近日，英国高等法院对两家通信巨头的诉讼纠纷作出一审判决，要求韩国三星电子必须为使用中兴通讯手机专利的许可证，一次性支付3.92亿美元。
这笔金额处于双方要价的中间区域——中兴通讯主张7.31亿美元的请求，三星则希望是2亿美元以内的费用。不过，这一判决不是终裁，双方可以提出上诉。但截至目前，三星和中兴通讯都没有回应。
这场为期498天的全球诉讼拉锯战，从2024年12月19日三星率先在英国提起诉讼开始，而双方的纠纷，源于2021年达成的专利许可协议到期后未能就续约条款达成一致。三星抢先在英国伦敦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裁定公平、合理且非歧视性的许可条款；中兴通讯则采取“多地反击”策略，在中国、德国、欧洲统一专利法院（UPC）及巴西等地发起平行诉讼，这种“全球诉讼联动”模式，已成为当前5G时代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典型特征。
与常规的专利侵权诉讼不同，两家公司均为4G/5G标准必要专利（SEP）的主要持有方，而争议的核心在于：谁应向谁支付净额、支付多少，以及由哪个国家的法院裁定。
截然不同的司法判决
在费率诉讼方面，三星坚持由英国法院裁定全球FRAND（全称：Fair Reasonable And Non-Discriminatory，即公平、合理、无歧视，本文指在4G/5G标准必要专利（SEP）上）条款，中兴则主张由中国重庆法院管辖，核心分歧集中在4G与5G标准必要专利的价值认定、历史协议的效力等非FRAND因素调整问题。
此次判决的关键在于，法院如何界定“公平、合理、非歧视”的许可标准。FRAND原则是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基石，然而在具体实践中，如何界定公平、合理的边界并不清晰，不同国家法院的判决标准也存在差异。
从英国法院裁决的许可费来看，明显低于欧洲其他法院的结论。比如，2月25日，法兰克福法院率先作出判决，认为中兴的报价符合FRAND，而三星的反报价畸低；3月25日，慕尼黑法院在测算中兴的报价后，驳回三星发起的侵权诉讼。4月30日，双方另一起平行诉讼中，慕尼黑法院下发对三星的禁令，认定三星侵犯专利权成立，且中兴符合FRAND。这也意味着中兴的报价再次通过法院的检验。
其他司法管辖区中，巴西法院于今年2月恢复对三星的初步禁令，认定三星拖延谈判；美国加州联邦法院于今年1月驳回三星的FRAND合同诉讼等。
而在欧洲多个法院已经认可中兴报价的情况下，英国在许可费计算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计算方式——将“可比协议法”作为唯一依据，拒绝采用德国慕尼黑、法兰克福法院均采用的“Top-down（自上而下）”方法进行计算，甚至英国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管理公司Optis诉苹果案中，也以Top-down进行交叉验证。
英国法官认为，“the Big Two”（指中兴与三星、苹果历史上达成的协议）是最好的可比协议。尽管该法官承认，the Big Two历史协议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协商过程（比如，三星、苹果作为拥有强势地位的实施人，通过一些谈判伎俩迫使中兴不得不让渡更多利益），低估了中兴专利组合的真实价值，但仍以其作为费率计算的起点。
这一做法也引发了业界对其方法路径的讨论：英国法院的裁判思路，是否在当前标准必要专利（SEP）体系中偏离主流？对此一位资深的专利从业人士对记者分析称：“近年来，英国法院在全球通信专利纠纷中频繁裁定FRAND费率，其也是Top-down费率的开创者，只是在中兴和三星的案例中没用Top-down的计算方式，因此不能基于其他法院采取的方式来将英国法院的做法归为‘非主流’。并且，根据案件情况逐案审理，也是目前处理标准必要专利的方式。”
不过，该案件仍引出一个更具争议的问题：若由于特殊谈判背景，中兴不得已签署了一份过低的许可协议，是否意味着其从此再难获得符合FRAND的许可费？
对此，上述资深的专利从业人士进一步表示，从逻辑上看，法官一方面承认相关历史协议是在不合理条件下确定的许可协议，另一方面仍以其作为核心参考，本身是有问题的。但是英国法院是按照合同法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，因此需要找到和三星类似地位的可比对象，苹果可能是最接近的，也就是说备选的并不多，其他可比协议要么与三星地位不符，要么与中兴情况不符。而德国和欧洲法院是以竞争法为主的方式审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，所以这两个法系下直接可比性不强，导致会有差异，但整体来看，英国法院低于其他法院的裁决并不对。
相比之下，法兰克福法院明确指出，历史协议已到期，且存在特殊性，在许可期限、专利范围、许可方式等方面与当前许可存在较大差异，不宜作为可比协议。
可以看到，随着5G技术迭代加速，标准必要专利战略价值持续提升，本次纠纷裁判格局表明，全球标准必要专利治理正走向多元化、规范化，单一辖区难以垄断规则制定权。
争夺5G话语权：专利已成为核心筹码之一
在5G规模化商用的背景下，5G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态势不断演变，争议形式逐渐从单一市场扩展至多法域并行推进，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对“谁有权定义合理费率”的争夺。
事实上，专利问题一直是科技巨头技术博弈背后的“王牌”，也是市场“护城河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5G时代，国产厂商开始有意识、有规模地积累通信专利。
中国信通院最新发布的《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（2026年）》显示，截至2026年2月28日，全球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超过15.9万件，声明企业数量超过100家。在ETSI进行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的产业主体中，排名前十位企业的有效专利族数量约占全部有效专利族的67.03%。
其中，华为以11.70%的有效专利族占比排名第一位，高通以8.05%位居次席，三星以7.36%位列第三。排名第四位至第十位的企业依次是LG（7.25%）、中兴（6.82%）、诺基亚（6.69%）、爱立信（6.09%）、小米（4.84%）、OPPO（4.52%）和NTT DOCOMO（3.72%）。企业的5G有效专利族占比是衡量企业在全球5G技术领域竞争力的重要指标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5G技术创新、研发投入以及标准制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。
专利问题不仅是技术研发和商业回报之间的博弈，更是一场对先进技术的争夺。“公司拥有9万多件全球专利申请，其中芯片和AI专利超过1万件，5G标准必要专利有效数量居全球前5。”中兴通讯董事长方榕在去年11月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表示。
从产业角度看，在2G、3G乃至4G早期，中国通信企业主要是全球核心技术的使用者和被许可方。彼时，中国通信产业更多扮演追随者的角色——学习既有国际标准，接受海外企业设定的规则，但5G时代之后，这种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。展望未来，随着6G研发推进，这种围绕专利的博弈还将进一步加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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