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涛（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）
近期A股企业扎堆赴港布局,“A+H”上市已成资本市场鲜明风向，硬科技成为本轮港股IPO主力军。在此背景下，香港依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深厚优势，结合近年来着力提升“科技含量”的努力，或可于“十五五”期间在金融支持科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。
目前，香港发展科技金融拥有一系列的比较优势：一方面，国际金融中心综合实力雄厚，并且愈加重视科技创新，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；2022年12月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《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》，为“国际创科中心”建设制定了具体的发展路径和系统规划。在此基础上，香港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全球领先。香港金管局于2025年11月正式公布“金融科技2030”战略蓝图，以“DART”四大支柱为核心框架，即构建新一代数据及支付基建（Data and Payment Infrastructure）、支持业界全方位应用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）、强化业务及科技韧性并为量子电脑时代做好准备（Resilience）、促进金融代币化（Tokenisation），涵盖超过40个具体项目。
另一方面，香港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强劲，服务科技企业的制度优势突出。2025年，港股全年IPO募资金额达2863.3亿港元，同比增长224.8%，时隔六年重登全球IPO市场榜首。同时，香港的区域协同优势显著。例如，2025年11月，香港财库局与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发布《关于携手打造港深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，全面推动深港金融科技创新融合发展。
同时需要承认，香港发展科技金融也存在一些短板。一是香港长期以金融、地产、贸易为支柱产业，基础研究实力虽强，但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转化链条存在一定短板。相较于深圳等内地城市，香港在科技企业培育密度、产业链完整性及先进制造配套方面仍有较大差距。二是相对于经济金融人才，香港的STEM人才储备相对不足，在吸引国际顶尖科技人才方面，面临新加坡、伦敦等城市的竞争压力。三是科创企业融资生态尚未形成规模效应。尽管港交所通过18A、18C等制度创新吸引了大量内地科技企业赴港上市，但本地的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私募股权等创投生态，相较于硅谷、北京、深圳仍不够活跃，科创企业从初创到上市的全生命周期融资链条不够完整。四是香港土地资源稀缺，工业及科研用地供给不足，导致一些创新科技企业面临较高的运营成本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企业的物理集聚和规模扩张。
笔者认为，围绕香港从“超级联系人”向“超级增值人”的定位升级，应基于开放视野推动香港科技金融发展，具体可考虑以下两方面战略重点。
首先，服务国家科技金融发展大局，在几个层面上推动内地与全球的金融、科技要素通过香港产生融合互动的“乘数效应”。一是支持内地科技企业进行IPO、再融资，对接全球资本。香港股市不仅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，更因其对标国际规则，能在国际资本要求与内地科创企业之间发挥“制度转换器”作用，为科创企业走向全球市场提供“品牌加持”。二是支持内地金融机构国际化与资本“走出去”，积极参与海外科技创新的红利。内地科技金融创新成果丰硕，同样可通过加快制度型开放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，而香港则可成为“南向资本”国际化的重要“中转枢纽”。三是全球资本近两年在加速布局我国硬科技资产，海外科技企业也看好“超大规模市场”的内在潜力与活力，因此除了各类直接“通道”之外，香港也成为间接布局和投资内地市场的重要选择。
其次，完善香港自身发展科技金融的体系与生态。一方面，需要补齐香港在科技与产业方面的不足，增强让外部资本“留下来”的吸引力。香港近年来着力完善创科生态圈，推进“新型工业化”，致力于通过科技带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回流。实现这一变革并非易事，既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多方协同共赢，也需积极探索制度“软环境”与载体“硬环境”的优化，如推动跨境知识产权融资与专利评估服务创新，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新田科技城建设等。
另一方面，应持续完善香港科技金融的供给模式。在资本市场赋能科创企业投融资与成果转化方面，还需更多机制创新与跨境协同。例如，推动港交所与上交所、深交所建立更紧密的转板与合作机制；再如，大力发展风投、创投，将其作为香港产业转型的核心抓手，打造亚太区领先的早期投资生态。同时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《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》，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。由此，可探索引导更多国际长期资本，通过香港平台配置内地优质科创资产，并鼓励科创企业充分利用离岸人民币债券进行融资。
总之，通过打造内地科创企业走向世界的“出海门户”与国际资本参与我国科创的“投资门户”，香港有条件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科创企业国际融资枢纽、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“试验田”，以及服务于科创企业围绕“一带一路”等加快“出海”的金融“路由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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