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6月，在福建长汀罗汉岭，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同志在此英勇就义，在他去世前，他说了一席话竟让负责处刑的国军将领宋希濂脸色大变！那么瞿秋白究竟说了什么呢？
1935年2月24日，福建长汀县水口镇的小径村。这本是一个寂静的山村，却因为几个“不速之客”的到来打破了宁静。
瞿秋白当时正身患严重的肺病，身体虚弱得几乎无法行走，他是跟随大部队撤离苏区的。为了掩护身份，他化名“林琪祥”，伪装成一名随军的肺病医生。
然而，命运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开玩笑。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的妻子徐氏，在被捕后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和重金诱惑，叛变了。她伸出那根颤抖的手指，划破了清晨的迷雾，指认出了人群中那个戴着眼镜、气质儒雅的男子。
瞿秋白被捕了。消息传到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耳中时，这个铁血军人的心头猛地一震。
宋希濂曾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员，而1924年的瞿秋白，正是黄埔军校最受尊敬的政治教官之一。在宋希濂的记忆里，讲台上的瞿秋白博学多才、激扬文字，那是他仰望的师长。
如今，师生再次相见，地点却是在昏暗阴冷的汀州试院。
宋希濂走进囚室。这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破旧的方桌。瞿秋白坐在桌前，手里握着一支断了架、用棉线缠绕着的眼镜。他脸色苍白，剧烈的咳嗽让他不时蜷缩起单薄的身子。
宋希濂动了恻隐之心。他下令：“不准对瞿先生动刑，每天伙食要有荤有素，提供烟酒、纸墨。”他甚至撤职并关押了那个对瞿秋白动粗的特务队长。
在随后的日子里，一场场关于灵魂与信仰的博弈在狱中展开。宋希濂多次派人劝降，甚至亲自上阵，言辞恳切地说：“瞿先生，只要你肯签个字，不仅能活命，高官厚禄随你挑。”
瞿秋白听后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。他提起笔，在宣纸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人爱自己的历史，甚于鸟爱它的翅膀，请勿撕破我的翅膀。”这一笔一划，力透纸背，那是文人的风骨，更是共产主义者的傲骨。
那段时间，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便在昏暗的油灯下，一字一句地撰写着那篇震惊中外的《多余的话》。
由于严重的肺病，他常咳出血痰，染红了桌上的草纸，但他没有停笔。他要在这最后的时光里，解剖自己的灵魂，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。
而在远方的上海，他的妻子杨之华正心急如焚地四处奔走。她并不知道，丈夫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她亲手缝制的那件黑色中式对襟衫，此刻正穿在瞿秋白身上，肘部的补丁是妻子沉甸甸的爱。
1935年6月18日清晨，长汀的空气中带着湿冷的雾气。
上午8点，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汀州试院。宋希濂没有露面，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背对着窗外。他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幕，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抉择。
瞿秋白走出了牢房。他整理了一下那件黑色的对襟衫，扣好最后一颗纽扣。他向看守他的士兵们微微点头示意，那份从容让这些杀人如麻的士兵都不自觉地放低了枪口。
他走进了中山公园的凉亭。桌上摆着简单的酒菜：一壶米酒、一盘炒花生。这是他的“就义酒”。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随后在那本《多余的话》的末尾，又写下了一首绝笔诗：“夕阳明灭乱山中，落叶寒泉听不穷……”
走向罗汉岭的路上，大约1.5公里的距离，却成了瞿秋白人生中最辉煌的舞台。
长汀的老百姓涌上街头，他们看到一个文弱的书生，手里夹着一支燃着的烟，神色淡定得像是在逛西湖。他突然开口唱歌，那是他1923年亲自翻译并确立译音的《国际歌》。
“英特纳雄耐尔，就一定要实现！”俄文版的旋律在高亢的歌声中回荡在山谷。围观的群众骚动起来，有的掩面哭泣，有的低头默哀。连那些押解他的士兵，枪托上也沾满了清晨的露水和内心的颤栗。
到了罗汉岭，一片马尾松林间，晨雾还未散尽。瞿秋白左右环视，看到草地葱郁，野花点点，远处群山连绵。他找了一块平整的草地，像平时和朋友聚会聊天一样，盘腿坐下。
他回过头，对着身后的行刑士兵微笑点头，指着身下的草地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此地甚好。”
枪声响了，惊起了一片飞鸟。瞿秋白倒在了他认为“甚好”的这片土地上，年仅36岁。
消息传到上海，鲁迅先生正在病中。他颤抖着手，强忍着悲痛，开始整理瞿秋白的译文集。
为了避开国民党的审查，他以“诸夏怀霜社”的名义出版了《海上述林》。这个社名藏着深意：“华夏大地，怀念瞿霜（秋白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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